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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文化益陽】“益陽一老”徐少保(十一)夏夢蝶,益陽的江姐, 也是益陽人的好媳婦

2019-7-15 11:05| 發布者: 李倩| 查看: 518| |來自: 益陽在線

摘要:   文化益陽 “益陽一老”徐少保(十一) 諶建章 夏夢蝶,益陽的江姐 也是益陽人的好媳婦   徐少保夫婦一同被捕并被害了,他們的三個子女,除老大進了新四軍,老二和老三怎辦?要知,最小的弟弟才10歲,姐姐也不過13 ...

  文化益陽

“益陽一老”徐少保(十一)


諶建章


夏夢蝶,益陽的江姐

也是益陽人的好媳婦


  徐少保夫婦一同被捕并被害了,他們的三個子女,除老大進了新四軍,老二和老三怎辦?要知,最小的弟弟才10歲,姐姐也不過13歲。

  讓我們先看看姐姐李倩的一篇回憶。早在1983年,安鄉縣委黨史辦就派了一位同志,幫她記述了1946年9月18日,姐弟二人記憶里那個不堪回首的早晨——

  

  徐少保的侄兒徐定國、徐少保的繼女李倩。

  


  我叫李倩,今年50歲,我弟叫李守仁,今年47歲,我還有一個哥哥叫李智仁。

  李智仁是跑日本的第二年(筆者注:指1945年2月)出去的,由王老黑送到了新四軍洪山公校學習。同去的還一個女的,姓文,叫什么我們就不曉得了,只記得她住我家半年,紡土紗,爹媽要我們叫她姐姐。同去的還有虢風梧、彭楚梅、孫斌、孫少光等,共8人。

  我父親被捕時,是民國35年年古歷8月23日(筆者注:公歷9月18日),太陽剛現邊,曾經為我們搬夜家來到東南洲(出口洲)的船老板湯老倌(后才知這人姓馬),和一個穿便衣的來到我家。湯老倌沒作聲,那個穿便衣的對我父親說,他是來買籽棉花的。

  我爹站在屋里,媽抱一個水煙袋,王老黑當時在菜園里鋤草。我爹說沒有籽花,便搬一條長板凳請他們坐。他們坐在大門口。我爹便吩咐媽弄飯給他們吃,并說他到園里剪幾條絲瓜來。穿便衣的見我爹往外走,便將哨子一吹,很多穿便衣的人都來到了禾場里,大約20多個,都帶有短槍。原來他們事先就包圍了我們的屋,有的躲在屋后面,有的蹲在棉花地里,有的躲在挖樹蔸后的那個大坑里。

  一個便衣對我父親說:“找你好久了!”

  這時,一些便衣將王老黑也抓了進來,連同我父母一起看押著。一些便衣進到屋里翻東西。只見他們翻了好久,飯都差不多熟了,卻沒有吃飯,押著我父親就往外走。這樣,父親走第一,媽第二,王老黑殿后。

  在屋里他們沒有被捆,走到鄰居馬國香的屋前,就是現在安鄉七中那地方,在他家的皮籮筐上取下兩副棕索子,才將他們分別捆起來。看到爹媽被捉,我們兩個就跟在后面追。記得媽對一個姓向的婆婆說:“老庚,我的兩個小孩請您照管一下呢!”向婆婆問我媽到哪里去?我媽說過兩天就回。一個便衣便罵向婆婆:媽的屁,就你多事!

  我們一同來到出口洲的碼頭上,弟弟守仁跟著上船了,我站在岸上。有的便衣要我也上去,說要斬草除根。我媽一聽,便要我們都回去,爹也示意我們回去。就這樣,弟弟下船了,我倆就回家了。

  回到家,屋里翻得稀亂的,連地皮都挖開了,蠶豆籮也打翻了。守仁記得豆籮里有兩捆書,是父親藏的,沒有了。

  我們喊保長周澤鎬來,他說怕來得。我們說他們(便衣)要燒我們的屋呢,周保長才過來。這時還有兩個便衣守在我們家里,便罵周保長無用,這里有一個大共匪你都不知道!后來,兩個便衣就走了。爹媽捉走后的幾個月里,還經常有便衣在我們家附近游蕩。

  爹媽捉走后,守仁幫大戶周守成家看牛。一天下雨,我把牛系在屋里,卻誰知牛的腦殼一抬,便吃到屋上的草了,連著草被拖出來的,還有一個竹筒筒。我以為爹媽留下了金器什么的,因為我看媽戴過金箍子。打開一看,那東西用洋布卷了個筒,原來是一本《黨的生活》,還有一本花名冊,是毛邊紙寫的。我將鄰居馬國香叫來,問怎么處置?馬要我快些燒了,我就燒了。

  我父親坐行都很規矩。我們拿筷子拿得不正都要吃筷子頭的。我爹和王老黑經常外出,媽是坐莊的,在家招呼客人。捉的時候,王老黑從外面回來還只有個把星期。爹媽被捕時都沒有講話,只有一個便衣在菜園里站在王老黑身后。王老黑眼力不好,還講“你把我的辣椒樹搞倒了”,便衣說,“媽的屁,倒了就倒了,走!走走!”王老黑就這樣跟著被捉了。

  許長生是偽偵緝班長,經常來我家搜查,游蕩,解放后被勞改了幾年。釋放回家后,被安排在匯口修防會守更棚。他曾說過,在我家拿過兩本字典,給安全鄉一個老師了,還說一定幫我們拿回來,但至今也沒有。

  我父親的事,湖北省的交通局長了解,還有下漁口的陳漢清也了解。

  我爹媽捉去時穿的是夾袍子,爹被捉時化名叫徐春源。

  我家搬到東南洲后,先是寫的范運宏的屋住的。住了幾個月,自己起了一座一正一偏的茅屋,樹是在下漁口買來的,還寫了5畝地種。屋起好后,就在屋里辦了一個學堂,收了十幾個學生。

  我媽是北京人,我爹要我們到哪里就講哪里話。我爹媽的遺物有一個米缸,一個端桶,還有一個賣娃兒糕的桶。其他的東西偷的偷走了,損的損壞了。我弟原叫徐康福,1955年才改名叫李守仁。


  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1983年3月9日

  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(肖元清整理)

  李倩所看到的《黨的生活》,筆者百度了一下,它是我黨一本秘密刊物,1929年1月1日于上海創刊,主要撰稿人有李立三、向忠發等。該刊為避免國民黨當局和軍警特務檢查,經常用偽裝的封面發行。創刊號曾載文說:“發展黨內討論,實行自己批評,提高全黨同志的政治認識,這就是黨的布爾塞維克化主要動力之一,這就是《黨的生活》的任務。”這里,“自己批評”是原話。

  一本雜志還須偽裝,須秘密發行,似讓我突然明白:地下黨不僅是共產黨的重要組成部分,也是共產黨搖籃時代的全部。

  關于徐少保夫婦被捕,那天我們在安鄉,聽黨史辦老主任丁安輝也說過:

  

徐少保孫子李中國(左一)、安鄉縣黨史辦原主任丁安輝(中)、徐少保侄子徐定國(右二)


  看到父母雙雙被帶走,李倩和李守仁就追了出去,爹媽連連回頭,叫他們不要來。也有警察作“轟”的樣子,讓他們回去。可姐弟倆不聽,邊跑邊爹呀娘的叫,一直跟到碼頭上。船開去好遠了,爹還囑咐他們好好看家,晚上要記得關門。夏夢蝶也大聲囑咐女兒:你是姐姐,要招扶好弟弟……

  當時,筆者一個疑問脫口而出:來安鄉前,我們在泉交河了解到,李倩姐弟是跟父母一道被抓的,并裝進麻袋里了,是好心的警察救了他們,有沒有這回事?

  這個情節是徐定國給我們轉述的——

  上世紀六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,有個當年執行了秘密處決任務的偽警察,到我家來過四五次,每次一來就說:好造孽呢,我們服從命令把你伯伯的一雙兒女也裝進了麻袋。看看就要往水里丟了,我對執行排長說,大人的事與孩子無關,我們何不救了這兩條小生命呢?可排長說,又不是我們要他們的命,我們也只是執行任務呀。我說,對孩子執沒執行,我們不講誰知道?排長見我說得有理,加上又是半夜,便吩咐將兩個小麻袋丟進蘆葦里了……

  徐爹還說,這偽警察自述,他因參與了秘密處決,解放后被判了幾年刑。

  丁老不以為然,說:根據我們對當年的地下工作者,徐少保的鄰居,與之相關的叛徒、特務和警察的反復調查,徐老的一雙兒女并沒有被抓,更沒有裝麻袋和被救的事。他認為,根據徐爹所說的這人的偽警察身份,及他第一次到益陽的時間正值暫時困難來看,此人的目的很明顯,是騙吃騙喝來了。至于后來又去過益陽多次,也只能說明這人游手好閑,不是個正經人。

  無獨有偶,李倩的口述里也講了一個叫許長生的偽偵緝班長,經常來她家搜查,游蕩,勞改釋放后被安排在修防會守更,莫不就是那混吃混喝的?且據他長年守更棚,不受出集體工制約來看,自然有條件一次一次來益陽了。至于那兩本字典,什么給老師了,一定是當廢品換吃喝了。此人若不是以搜查為名行搜刮之實,讓孩子們都討嫌了,李倩也許就不會提他。

  什么叫“舉頭三尺有神明”?這就是!

  


  1946年9月18日,在那個“太陽剛現邊”的早上,徐少保、夏夢蝶夫婦,就這樣告別了為之奮斗了20年的地下工作,也舍棄了這個來之不易的家,丟下了三個尚未成年的孩子。因為這個緣故,也因為是他們兒女親口述說,便覺這篇回憶,是安鄉革命史所有回憶里最細膩,最沉重,最傷懷的,也是這本獲“五個一工程獎”書的最經典一章。看完后甚至覺得,那天的太陽“剛現邊”就沒了。

  特務進屋時,“我爹站在屋里,媽抱一個水煙袋,王老黑當時在菜園里鋤草”。面對特務詢問,“我爹說沒有籽花,便搬一條長板凳請他們坐”,甚至還“吩咐媽弄飯給他們吃,并說他到園里剪幾條絲瓜來”,“爹媽被捕時都沒有講話”……

  明知來者不善,明知是不速之客,“我爹”是那般從容,那般篤定,大有將這突然的變故當作家常便飯似的,甚至還巧與周旋并試圖脫身……不由想起前面章節,徐老用文天祥的故事,教育下屬增強革命氣節,經受住坐牢、拷打、殺頭的考驗,并將“砍頭不要緊,只要主義真,殺了夏明翰,還有后來人”的詩句背下來。危急關頭的徐老豈只是背下來,還融化在了血液和行動中。

  “我父親坐行都很規矩,我們拿筷子拿得不正都要吃筷子頭的”,“我爹媽捉去時穿的是夾袍子”,“我媽是北京人,我爹要我們到哪里就講哪里話”,“我家搬到東南洲后……自己起了一座一正一偏的茅屋……還寫了5畝地種。屋起好后,就在屋里辦了一個學堂,收了十幾個學生”。

  這,讓我們想起徐老要求地下黨員“善于斗爭”,“裝什么像什么”,還活生生看到了他尋常生活的具象。難怪隱身長達20年,這位當過地下省委一把手的人,不就是一村夫野老,一鄉野的教書先生嗎?“坐行都很規矩”,“要吃筷子頭的”,這不是益陽的傳統家風,是老輩人教子課孫的再現嗎?

  

  徐少保之弟徐少春,老家人傳說他們兄弟很掛相。


  假裝“買籽花”的特務進門后,“抱著水煙袋”的媽按爹的吩咐去做飯,押他們走時,“飯都差不多熟了”。路上,“媽對一個姓向的婆婆說:老庚,我的兩個小孩請您照管一下呢!”還有縣黨史辦丁老的回憶,“夏夢蝶上船后也大聲囑咐女兒:你是姐姐,要招扶好弟弟……”

  因夏夢蝶與徐老組建家庭才三年,也因地下同志對她的回憶才三小段,更重要的是這位被捕的女地下黨人還有三個孩子,所以女兒口述里的這位母親便彌足珍貴,親切感人。

  作為革命者的夢蝶大姐,可能從潛伏那天起,就作了慷慨赴死的準備,然看到風雨中陸續出生的三個孩子,作為母親的你,自然也希望陪兒女愉快地活下去,看他們一天天成長。一方面,黨的事業大于天,一方面,孩子也是心頭肉,這些,恐怕都是大姐每天都在思索,卻又從未與外人道的“兩難”。這種兩難,不僅被捕前你天天日日思考過,被捕后可能更是分分秒秒伴隨你。

  甚至都無法想象,在生命的最后三天,你除了遭受嚴刑拷打,被單獨關押的你是怎么度過的?丈夫近在咫尺,卻無法獲得他的慰藉;一同被捕的戰友,也無法給你安撫;丟在家里的兒女,像失單待哺的雛鳥……這些,都讓你撕心裂肺,柔腸寸斷。

  


  螻蟻尚且貪生,為人哪不惜命?夢蝶大姐,雖然我們不知那三天你都想了些什么,但從最后那個漆黑如磐、秋霜肅殺的夜晚,你與丈夫和戰友一道從容赴死,我們似乎找到了答案。

  這便是:生命誠可貴,兒女價更高,若為人民故,二者皆可拋!你和江姐一樣,是隱蔽戰線最杰出的代表,是地下工作者中最卓越的精英,是繼江姐之后我國又一位堅定的女共產主義戰士,是一名脊梁似鐵、意志如鋼的女布爾什維克,更是我們益陽的一位好媳婦!

  可以告慰于你的是,大兒子智仁在洪山公學畢業后,又勇敢地投身到了解放戰爭和抗美援朝中,轉業后一直在公安戰線工作。女兒和小兒子解放后都幸福地成了家,為你和徐老添了一大堆孫子和孫女。不過有一個不想說卻也客觀存在的事實是,你們犧牲后,姐弟倆從此就沒書讀了,雖然你們的老部下曾給過他們不少接濟,但因他們一輩子的身份都是農民,以至老了老了,小兒子守仁還要吃救濟。

  這次我們到他家,還看到一份2008年的困難申請,是地下老同志彭楚梅、虢鳳梧和原黨史辦主任楊錫林、丁安輝幫他寫的。看了前面文章的知道,彭楚梅和虢(刮)鳳梧就是當年被徐老送到新四軍“洪山公學”的青年學生,虢鳳梧還因課堂和詩被夏老師表揚過。

  


  這困難申請難免不讓人感慨:我們黨的地下工作者,不是另一個版本的“獻了青春獻自身,獻了自身獻兒孫”嗎?

  好在這一切都成了過去式。據報告人之一的丁老說,該報告引起了縣里的高度重視,不僅守仁夫婦的困難補助和醫療費有了保證,兩個兒子的工作也有了妥善安排!


  (未完待續)

  參與采訪:周國興、溫逑勛、徐亮軍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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